对于考察当下文化而言，每年一度的春节晚会一直是一个绝妙的样本。其巨大的影响力、漫长而精细地制作过程以及背后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对峙、缠绕、融合，为文化研究预留了丰富的阐释空间。一般认为，“春晚”可以认做央视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生产的特殊文化产品，其功能是通过审美的形象炮制一个“盛世”的神话，召唤对主流价值的认同，规范我们对周遭世界的理解与想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数以亿计的受众对春晚有巨大的制约作用，主流叙事必须要经过大众文化的改写才能被“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个匿名的然而无处不在的“超级读者”所接受。此外，主流叙事要通过春晚来“道成肉身”，必须经过现实的有不同利益的一个个制作者的共同合作，其间各方利益的博奕与平衡——如今年“南方小品”的出场——使得并非铁板一块的“春晚”这一文化产品内部更加罅隙密布，构成一个众声喧哗的话语空间。故而，对“春晚”任何“整体性”的想象与概括都是值得反思的。本文的写作思路，拟就以刚刚结束的2006年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为中心，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这十个相声、小品，尝试着解读“春晚语言类节目”隐秘的内在生产机制。
根据2006年春晚的具体特点，为了论述的清晰与方便，我试着将这十个节目分成四类，以农民或更直接说“民工”为叙事中心的《跟着媳妇当保姆》、《“打工”幼儿园》、《邻居》；以市民为叙事中心的《马大姐外传》、《实诚人》；做为“南方小品”这一特定群体的《招聘》、《谁让你是优秀》、《新说绕口令》、《粑耳朵》；以及部分超越于春晚规范之外的“特权演员”赵本山的《说事儿》。
一、《跟着媳妇当保姆》、《“打工”幼儿园》、《邻居》
对“民工”的叙述，是春晚无法绕过去的难点。“民工”做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悲情形象与春晚的盛世神话颇不和谐。在05年的春晚上，黄宏《装修》中饰演的民工孔武有力头脑也颇为清楚，而巩汉林的市民形象则委琐不堪，尽管是赤裸裸的“精神胜利法”，大致也还过得去。相比之下，06年的“春晚”对“民工”形象的处理，令人吃惊地“政治不正确”，难以想象会出现在春晚这一级别的舞台上。在语言类第一个节目《跟着媳妇当保姆》里，冯巩所扮演的农民，由于怕进城打工的老婆受雇主“欺负”而“跟着媳妇当保姆”，这一情节在一个正常的语境下毫不可笑。然而，在小品里冯巩的角色被严重的“丑角化”，他可笑的猜忌、酸腐的精明以及自以为是的喋喋不休如同他身上那套配着大红领带的廉价西装，和朱军饰演的通情达理的市民雇主相比，是那么得狭隘那么得“小农意识”。一个刺人的情节是，冯巩饰演的民工那文化上的一点点“自尊”被反复无情地戳破，还原为似乎很“可笑”的自卑，在两首唐诗也背不全的情况下被观众们（尤其是节目现场的市民观众）的笑声所淹没。相反，朱军的这个人物接近“人格高尚”，来雇个保姆的理由都是因为事先知道了这个农村媳妇是为了攒钱给婆婆看病。更饶有意味的是，在小品最后朱军已经买好了看望留学妻子的机票，原因和冯巩“跟着媳妇当保姆”的理由惊人地相似，因为“外国情况那么复杂，漂亮媳妇能放心么”！而不论是进城当保姆的乡下女人还是远赴海外的女知识分子，其女人的身份就限定了她们潜在地成为被性掠夺的对象，必须时刻需要“男人”的守护。故而，从“阶级、种族、性别”这一文化研究的经典视角出发，这个小品令人吃惊地揭示着全球化时代权力关系所制约的一个流行的大众观念框架：外国男人>中国男人（“东/西”的种族权力关系），城里男人>乡下男人（“城/乡”的阶级权力关系），男人>女人（“男/女”的性别权力关系）。与小品这一核心的观念框架相对照，朱军以其标准男高音深情历数没有民工谁为“我们”送牛奶等四个工具性的好处之后煽情高呼的“乡下有城里人的爹娘”，是那么的虚弱与虚伪。
尽管出场就把标志性的顺口溜说反了，但是遗憾的是黄宏整个小品出彩的还是这部分。和去年的《装修》相比，做为其续集的《看房》更加简单。整个小品似乎想通过对“乡土中国”温情脉脉的邻里关系的招唤来解决都市的“冷漠”。尽管主题已经如此庸常，但整个小品依然无力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呈现高度的碎片化，一会大谈红腰带、本命年，一会又扯到黄花闺女、“你半夜起来我不放心呐”，仿佛是无聊笑料的强硬拼贴。这样的小品如同白开水，连瑕疵也毫不特色。与之相反，“重出江湖”的前副县长牛群的新作《“打工”幼儿园》却异常生猛——他饰演的街道主任居然叫嚷着“马尚风”上场了。这不仅能让“打工”幼儿园的两位女老师联想到“马上封”的莫测天威，也让广大如我这类的不良观众立刻联想到“马上风”，但如果说整个小品是除夕夜献给十多亿人民群众的黄色段子，委实令人匪夷所思。然而小品却以之大开两位老师的玩笑，一会让老一点的女老师高呼“必须欢迎马尚风（马上封/马上风）”，一会又让年轻的女老师大喊“坚决反对马尚风（马上封/马上风）”。在闹剧过后，街道主任马上关心起两位老师的“身体”，询问她们“你们做教师工作身体检查了没有”。在上下文的特定语境下，我很难不把这理解为是权力机关的“狎玩”。和前两个小品相比，这一小品依然把“民工”丑角化，两位老实的“打工”幼儿园在教育部门的检查中错误百出，口音是那么的“乡下腔”，连“曲项向天歌”都读错了（有意味的是，在第一个小品里，冯巩也是操着一口唐山音出场的，可笑的“口音”成为民工的标签，提示着他们“外地人”的身份）。 推动情节突转的依然是领导们的“良心发现”，两位老师自己吃咸菜馒头而把肉让给孩子们吃的“故事”感动了领导，不仅不“马上封”了，而且今后还要“大力支持”。就这样，在道德与良心等大旗的遮蔽下，对如何保障“打工”幼儿园这一转型期的社会问题的制度追问被有意无意地屏蔽掉了。和前两个小品一样，民工群体依然做为等待雇佣、企求施舍的对象而存在，而不论是牛群饰演的教育领导，还是朱军饰演的保姆“雇主”或林永健饰演的“房主大姐”，都是小品中推动情节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一市民群体控制着小品的话语权，情节的走向是由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直接地说，今年的春晚在这方面毫不掩饰谁是真正的“主人”谁是可怜的“仆人”。
二、《马大姐外传》、《实诚人》
以市民为叙事中心的小品在春晚感觉特别单薄，但饶有意味的是，这两个小品都是围绕一种“性格”而展开的，这种“性格”之所以好笑，并不是民工式的内在匮乏导致的丑角化，而仅仅是一种优秀品质搞得“有点过头”，比如过于热心的马大姐和太“实诚”了的“实诚人”。这并不是说，“可笑”的民工退场后歧视随之消失，尽管“东/西”或“城/乡”关系在市民喜剧中隐匿了，但“男/女”之间的性别权力关系得到了强烈地凸现。姑且不论淡而无味的《实诚人》，在《马大姐外传》里，一个核心的情节线索是郭达的角色郭大宝在准备复婚的前妻与现在的女友小芳间摇摆，而打扮粗俗的小芳仅仅是做为前妻的替补而存在的，这隐秘地体现着对前妻所代表的“秩序”的尊重。随着前妻方面的不断变化，“马大姐”劝着她或合或离。这种霸道的男权叙事在结尾达到了高潮：小芳知道真相后不仅没有因为男人的负心而又哭又闹，反而难以置信地称赞郭大宝“有情有义有责任心”，并且马上表示再找一个。我只能把这理解为角色的声音为叙事的力量所剥夺或改写，呼之即来招之即去，如此省心的“女人”被简单化为一个空洞的符号，完满着“男/女”的权力格局。
三、《招聘》、《谁让你是优秀》、《新说绕口令》、《粑耳朵》
做为一个整体的“南方小品”，在春晚之前的舆论里被期待着打破北方小品的长年垄断，平衡不同地域文化与欣赏口味的历史使命。然而这次集体演出令人失望。《招聘》、《谁让你是优秀》、《粑耳朵》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讲述一个“社会现象”，题材、情节的老套是它们共同的致命伤。在《招聘》里，只是招聘者与三个性格夸张的人物之间的对话。整个小品情节平庸而老套，如同一个短小的话剧练习，如果不是打着“南方”的名头，难以想象怎么能入选春晚。《谁让你是优秀》选择了大家心照不宣的“办公室政治”做为讽刺的对象，应该说相声前半部分的发展尽管也比较老套但相对还算精彩，落选“优秀演员”的大兵为了拆台不断拆解搭档庸常的笑料套路，做为表演相声的相声，内在地包含着自我反讽，不乏新意与机智，可惜用“缺得（德）还是缺不得（德）”的老套结尾，明确告白着创造力的贫乏。《粑耳朵》处理老生常谈的“怕老婆”题材，又毫不创新可言，仍然是常见的朋友间为怕不怕老婆而打赌，女方为了老公能赢下来只得在朋友面前和老公互换了位置，暂时变得小心翼翼忍气吞声。这个小品只是在同类的普通话表演里夹进几句四川话，如果说这就是“南方”特色的话也只是南方语言的特色而不是南方小品的特色。中规中矩罕见创新是春晚整体的特色，而这在“南方小品”上表现地格外突出。
相对来说，由台北曲艺团相声演员表演的《新说绕口令》却不乏微妙。两位表演者一位普通话非常标准，另一位则满口“台湾音”。值得注意地是，“语音”问题在春晚一直是高度权力化的，这在《跟着媳妇当保姆》等“民工”题材的小品里被反复强化。果然，在这个小品里，当被问及语音为何如此标准时，来自台湾的演员饶有意味地说了一句，“大家都是中国人”。这里“语音”或者说“标准发音”被政治性地重新编码，联系着“中心/边缘”、“认同/分裂”的权力结构。更为有趣的是，整个相声可以看作是台湾音的演员成功地把普通话中经典的“哑巴/喇嘛”绕口令改造成“台湾山地话”版本的过程，念起来同样朗朗上口。在这里“语音”被还原成了合辙压韵的一段声音，成为丧失所指的无根地漂浮的能指，与文化、权力关系的对应被分割或延宕。联系着演出者的特定身份，这一作品微妙的“互文性”很耐琢磨。与之相比，把唐山音等标签化为民工腔的内地小品暴露着内在的呆板与坚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