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驾马车的话语牌局
2005年，中国大众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叫喊。“沉默的大多数”终于结束“沉默”，转而成为中国最大声的群体。这个文化事变，修改了中国话语权力的老式牌局。
关于制度和文化孰是孰非，孰轻孰重的问题，一度是中国知识界讨论的焦点之一。自由主义学者坚持“制度决定论”的立场，并藉此对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决定论”的大失败，作了沉痛的思想检讨。尽管这种反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制度改良的关注，但它并未突破“制度－文化”的二元论框架。越过近一个世纪的岁月，经济和科技作为新的犀利元素，早已强行插入中国腹部，并以“制度－经济－文化－科技”的多边互动，重构了社会营造的各种要素。看不到这点，就难以对中国文化现状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2005 事变中，一方面是旧体制下的新经济，继续塑造着文化的功利主义品格，一方面是电子科技势力的扩张。它最初只是官营经济的产物，而后却变成了改造文化的强大动力，令体制所难以驾驭。如此复杂的四边互动，营造着2005年的文化面貌。
基于互联网技术（论坛、博客、动漫、声频和视频等）的发育成熟，网民群体迅速繁殖（约1.1亿），他们用超大数字的点击率，勾勒出芙蓉姐姐们的“丑角”形象；另一方面，电视技术和手机短信，也塑造了“超级女生”的青春偶像。这两项电子技术的辉煌后果，题写了现代文化史的诡异一页。
互联网私生女芙蓉姐姐，一头“披着狼皮的羊”，表情嚣张地推开了中国文化的沉重门扇。有关“貌似天仙”的自我表扬，成为当年最骇人听闻的台词；她的“S功略”，就是在论坛上张贴自己的S形身躯造型。这种零成本的身体实践，为女性草根的“翻身”，开辟了一条光辉的道路。
继卫慧、九丹、木子美、竹影青瞳和赵凝之后，身体叙事的主流正在不断派生出各种新的流派。除了“宝贝派”、“日记派”、“裸身派”和“巨胸派”，更有“菊花姐姐”单手创立“蝴蝶派”,引发舞蹈界精英的哄堂大笑。她用呼啦圈道具所作的蝶化表演，是一个精妙的象征，隐喻着下列坚硬的事实:大众从历史的坚硬茧子里脱颖而出，成为数码乌托邦的主宰。
与芙蓉姐姐和超级女生遥相呼应的是，在国家和知识精英之外，“第三种话语势力”已经崛起。经过将近十年的缓慢生长，“哄客”基本完成了其在互联网上的权力布局。在那些核心网站和民间论坛，他们已经成为左右舆论的重大势力。尽管这种权力重组仅仅发生在话语层面上，但它已经确立了民粹主义的价值阵营，并注定要对中国文化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互联网哄客的崛起，国家和知识精英的二元结构，正在转型为话语的三权分立：大众、国家和知识精英。在新的三驾马车体系里，国家继续严守威权主义立场，知识精英战成一团，大众在高声叫骂。这就是21世纪文化中国的全新牌局。
2、哄客社会的畸形容貌
哄客社会，可以大致划分为赞客、笑客和骂客三种类型，并且应当以笑客为主流形态，藉此维系健康“公民社会”的基本风格。但在文化畸形的中国，以所谓“愤青”为主体的骂客，取代了笑客的地位，成为支配大众舆论的主流。骂客渴望言说的权力，却拒绝为此承担责任。在夺取话语权后，骂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口水暴力强加给了这个文化衰退的年代，使它的容貌变得更加冷酷。骂客是的草原上的胡狼，他们集体出动，狙击他们的道德猎物，对他们实施道德打击和羞辱，然后为自己的战果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没有任何现存法律和伦理能够制止这种暴力狂欢。
骂客社会在中国的崛起，固然跟大众对现实的不满有关，但最终还是基于犬儒主义的生活策略。以匿名的“无名氏”方式在公共空间展开反讽、嘲笑和叫骂，满足了政治宣泄的本能，却具有最大的安全系数，无需对言论后果承担任何责任。但这种痰盂里的反叛，并不能养育任何文化英雄，恰恰相反，它只能进一步提升社会的仇恨指数。
在大众荣获话语权之后，骂客改变了它的走向，将其引入畸形和病态的时空，这是2005最大的文化悲喜剧。它不仅为官方学者倡导“实名制”提供借口，而且击碎了知识精英所期待的“公民社会”梦想。在这一变故里隐含着一个常识性的公理――没有精神自律的自由，就是自由的死敌。
3、国家主义的民族符号
就在骂牌叫阵的同时，国家主义的文化外宣模式，却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改进。新战略包含了两种模式：第一，在“孔子学院”的名义下实施“汉语西进”；第二，向欧美推销张艺谋式的文化符号，在“中国年”或“文化节”的名义下实施“国粹西进”。这两种“西进”模式，构成了国家主义文化的全新战略核心。
国家意识形态的硬性传输早已失效。毛－周时代已经懂得利用京剧和杂技里的民族符码来传递国家信号，但由明成祖朱棣组织的帝国文化符码（红色、龙狮、牌坊、灯笼、闽粤锣鼓等等），制造了严重的“民俗疲劳”。如果没有张艺谋同志及其奥运叙事，没有那些高跷、红绸、安塞锣鼓和穿旗袍拉胡琴的性感女人，民族符号的“进化”是不可思议的。文化官员开始运用那些被重新整合的民族符号，把它们转换为更有魅力的国家符码。
在热火朝天的外宣运动的侧翼，民族历史元素的采集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杨丽萍“云南映象”，推动了民间原生态文化的大规模开采；“文化遗产”的申报，已发展为“遗产经济学”的庞大行业；“国乐团”的演奏阵容日益庞大；“国学”复兴的总动员也已发动；由“国师”主编的《清史》，投资数亿人民币，俨然朱棣的《永乐大典》再世。与此同时，各种国学书刊、国学院和国学私塾，犹如雨后春笋。“国学”正在成为一张表情庄严的大牌，蕴含着国家主义的最高学术信念。
“国学”就是国家和学者的互动平台，它始于延安，继而在五十年代由郭沫若等人开设，具有短暂而辉煌的历史。国家对学术的高价征用，是当下“国学”兴盛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国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开辟了“学术国家化”的道路。学术独立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理想，学术一旦被国家征用，就只能变性为“国术”，也即体制的修补之术。如果没有看到“国学”背后的“国术”本质，就无法对“国学年”做出恰当的描述。
4、“第四代”儒生的政治权谋
2005最大的 “国术”表演，就是在曲阜举办的官方祭孔大典。由于演出服饰凌乱，各朝服装乱穿，甚至满清的服饰也混杂其间，缺乏基本的文化逻辑，仪式现场的风格滑稽可笑。但“第四代”新儒生的集体出牌，还是给2005年的中国牌局，注入了来自“知识精英”的“希望”。
陈明宣称，“儒学是国学的核心”。这是新儒生把“国学”绑架到“儒学”战车上的危险信号。利用民众的文化和道德焦虑，蒋庆力主“儒教要重回国家文化权力中心”，成为“王学”和“官学”，也就是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藉此对抗“基督教文明”。康晓光则进一步宣称，“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用所谓“仁政”，来替换人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诉求。
但正如蒋庆所说，“文化就是一种权力”。在这副“国学”牌的背面，露出了有关权力的深谋远虑。新儒生的权力梦想，至少包含下列三个方向：第一是思想权，也就是要用儒家“天意”来“统一”国人的“思想”；第二是遗产权，即建立所谓“中国儒教协会”，并为儒教古籍以及孔子像等无形财产申请专利保护，而以儒教内容为题材的赢利性文艺作品，均应向该协会交费，由此推动儒学经济的发展；第三是掌控国家的权力，也即在所谓“儒家议会三院制”的伪宪政格局中，执掌中国的最高政治权力。这与其说是“儒学”，不如说说一种野心勃勃的“儒术”，旨在实现儒学与政治权谋的亲密接轨。
那么，“新儒学”的“权力乌托邦”，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美妙货色呢？只要作简单审视就不难发现，逼迫我们放弃多元选择和统一头脑的“思想儒学”，正是那种早已声名狼藉的文化专制；而所谓的“政治儒学”和“三院制”，无非就是人大、政协和社科院三位一体的低级复制；“财经儒学”则更为可笑，它企图侵吞和独占儒家的思想公产，把后者变成新儒生的敛财之道。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无疑是一场过火的革命，而今又倡导全盘复辟，转而成为过火的反革命，中国文化的反省与建构，始终处于极端的涨落之中。新儒生连中庸之道都没有学会，也未能读通“四书五经”，亦来不及作现代性阐释及话语转换，更无力分辨其中的垃圾和精华，便急不可待地推销“原教旨主义儒学”，并断然拒绝兼收本土其它学说（例如与儒家互补的道家）和西方文化的精华，其结果只能导致新的价值错位，加剧转型中国的政体混乱。儒学早已是个行将就木的老妪，却还要被“第四代”再羞辱一次，这是儒生的出牌闹剧，也是儒学的历史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