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记者在翻阅法院离婚案卷时发现，农村打工者离婚案件中，存在着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女性起诉离婚的比例要高于男性。这说明，现代女性已逐渐摆脱了婚姻中的弱势和被动角色，面对不理想的婚姻现实，她们往往会主动亮起婚姻的“红灯”，扮演婚姻的“掘墓人”。
留守丈夫爱上表妹 妻子一怒上法院
记者在黄冈几个县采访时，从人们讲到的故事中看出，农村打工者离婚案中，女方主动提出离婚的占多数。法院提供的数据也表明，女方起诉离婚的大约占该类案件总数的60%以上，“诉夫离婚”现象，成为当前农村打工者离婚案的一个显著特点。
今年33岁的张福是团风县杜皮乡农民。他的妻子李梅比他小3岁，孩子在上小学。2003年，李梅独自去珠海打工，张福则在镇上做点小生意，孩子只好寄养在家由父母照顾。李梅是个善良勤快的女人，在家时，她不仅下地干活，每天还要洗衣、做饭，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张福因此依赖惯了。现在妻子离家出外打工，他连饭都不会做，于是便经常到附近村里的表妹家吃饭。他做生意手里有几个活钱，常给表妹买些东西，哄得表妹很开心。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人日久生情，双双背叛了各自家庭。表妹夫不在时，两人就趁机在家里幽会。
2004年，李梅回到家乡，她听到关于丈夫和其表妹的一些风言风语，但她没有声张。一天，丈夫的表妹来串门，李梅对丈夫说自己出去买点菜。但她走到半路就折了回来，将两人逮了个正着。她气得七窍生烟，将表妹赶出家门，并和丈夫大吵了一架。随后，她拿起一瓶农药一饮而尽，若不是村民抢救及时，早就酿成一起人间惨剧。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李梅泪如泉涌……
出院后，她坚决和丈夫离婚，再次选择了外出打工，离开了这个伤心地。后来，表妹的丈夫知道事情真相后，也与自己的妻子离婚。现在，李梅的前夫与他的表妹生活在一起。
黄冈某律师事务所的汪律师分析，在农村，男尊女卑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传统的农村女性在家中一般处于从属地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即使受到丈夫虐待或丈夫有什么越轨的行为，往往会自认命苦。但一些走出封闭农村的已婚女性，她们在城市里耳濡目染、认识到男女平等，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意识觉醒，从而不再满足于逆来顺受的生活，敢于对不满意的婚姻说“不”。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农村女性进城务工后，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这是她们婚姻自主的经济基础。
妻子见识提升丈夫原地踏步 文化“落差”拆散夫妻
在记者查阅的案卷中，有一部分农村女性因外出打工而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与丈夫之间形成“落差”。她们对现有的婚姻产生不满，往往会抛弃旧有婚姻，以便追寻新的生活和幸福。
团风县方高坪镇女青年陈玲，2002年与本镇青年戴军结婚。婚后不久，陈玲远赴深圳打工，丈夫戴军则在家做点小本生意。陈玲最初在深圳一家贸易公司做业务员，她工作非常努力，业余时间不断学习充电，因此业绩提升很快，深受公司领导的赏识。两年后，她被提拔为业务主管，还被公司送到北京、上海等地培训学习。从此，她的生活越来越充实，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事业更是蒸蒸日上。
与此同时，她内心的烦恼也越来越明显。和她的“成功”相比，丈夫戴军显得越来越“平庸”，而且他甘于现状，平常最大的嗜好就是抹牌赌博，从来没有想过将来的生活。在她心里，她和丈夫的差距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格格不入了。在经过一段时间痛苦的思索之后，去年10月，她回到家乡向法院起诉与丈夫离婚。
当地法庭的一位法官告诉记者，庭审时，法官就很明显地感受到两位当事人的差距。在深圳打工归来的妻子陈玲，无论从着装、谈吐都比丈夫强很多。而在当庭答辩时，她突然不自觉间改用普通话进行答辩。这一戏剧性的场景让法官感到，由于打工经历，这对夫妻之间确实有了明显的差距。
一名法官针对此案评述说：“夫妻一方进城打工，因生活环境的变化，思想观念的更新，而造成夫妻双方差距拉大，缺乏共同语言，从而最终导致婚姻破裂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这说明，农村进城打工女性在逐渐城市化的过程中，自我意识日益觉醒，她们不再仅仅看重婚姻的形式，更追求婚姻的质量。再加上这些女性家庭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其在婚姻中的自主权增强。这些，都成为女方主动提出离婚的重要原因。应当说，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贪恋富贵情感出轨 摆脱束缚抛弃原配
记者发现，在“诉夫离婚”现象中，有一部分农村女性，由于受社会上某些不健康思想的影响，其婚姻价值取向发生了偏离。有的道德观念淡薄，追求以物质享受为基础的“实惠婚姻”，这也是造成婚姻破裂的原因之一。
李华老家在黄冈某县农村，读书时她的理想是考上大学，但天不遂人愿，连续两次参加高考均名落孙山。因为家庭困难，家里没有能力再供她读书，她只得回乡务农。在农村，她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后来，考虑到自己年纪已不小，加之家庭贫穷，她只好听从家人的劝告，把自己嫁了出去。
婚后，因为不甘继续过贫困的生活，李华不顾丈夫反对，于2004年3月只身到北京的一家酒店打工。然而打工生活并不像她最初想象的那样美好，既辛苦又赚不了多少钱，更不能改变她农村打工妹的身份。李华为此苦恼不已，后来她经过反复思考认识到，要改变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京城里找一个婆家。她开始主动向酒店经理发起进攻。他们两人岁数虽相差十几岁，但一个看中对方美丽，一个看中对方的钱和权，二人很快打得火热。为了达到能长期生活在大都市的目的，去年初，李华回家向法院起诉与丈夫离婚。
当然，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一些男性打工者赚了钱之后，在外面找情人相伴，渐渐喜新厌旧。但通常他们不主动要求与留守在家的妻子离婚，却又长期不履行丈夫义务，对妻子、孩子、家庭不闻不问，迫使女方提出离婚，使女方成为“被动中的主动者”，而达到离异目的。在团风县某基层法庭审理过的离婚案中，此类案件大约占3％的比例。团风县但店乡农妇张翠花，其丈夫在外地包工搞建筑，长期与情人姘居不回家，也不往家寄钱，全靠她一人拉扯两个孩子，还要耕种责任田、照顾老人。在生活的重压和感情长期遭受摧残的情况下，去年9月，张翠花被迫起诉离婚。
黄冈某基层法庭的徐庭长介绍说，农村打工者的婚姻基础一般相对薄弱，而当前社会对离婚相对宽容，使个人受家庭的束缚逐渐松解。
同时，由于一部分农村女性进城后，其婚姻价值取向发生了偏离，使“实惠婚姻”逐渐找到了市场。一些女性打工者在对婚姻不忠，甚至已找到“下家”的情况下，往往会一离了之。因此而发生的离婚案，已不鲜见。根据他们随机抽取的此类离婚案例分析，该类案件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当事人结婚时间比较短，一般婚龄在5—10年的占大多数；二是离婚时年龄比较小，年龄在25—35岁之间的占较大比例。
黄冈某律师事务所的汪律师分析说，农村打工者，尤其是远离家乡的打工者，夫妻双方劳燕分飞，一年到头难得团聚一次。而留守家庭的一方，他们不仅要承担本属夫妻共同承担的劳动，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更要承受巨大的孤独之苦。这样，有的留守者难耐独守空房之寂寞，从而感情越轨，以至于身陷其中不能自拔，最终导致家庭破裂。他认为，社会上目前对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关注较多，但对留守伴侣却鲜有注意，这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专家切中利弊分析感情危机 工地“夫妻房”应全面推广
一些基层法庭的法官们指出，对农村打工者离婚现象，除了肯定其中存在的社会进步的一面外，还应该看到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农村高离婚率的危害主要在于：一是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农村离婚案件与城市离婚案件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很强的地缘性。农村离婚当事人双方，往往是相邻两村的人。同时，农村还有“田地老婆不让人”的传统心理，一旦一方通过起诉提出离婚，被告一方的家庭和家族会认为是一种耻辱，极易引起双方家庭和家族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导致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二是子女心灵失衡，健康成长受阻。在农村，受文化程度的限制，离婚往往导致无辜的子女从此失去父爱或母爱，如果得不到正确引导，会导致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三是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受到冲击。比如土地问题，出嫁的农村妇女大部分在夫家承包土地，她们离婚后，即使重新迁回娘家，也很难再承包到土地，其承包经营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再比如财产权分割问题，有的男方外出打工，女方很难掌握其真实收入……这些潜在的社会危害，应该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教授周长城认为，人与人的交往，是和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和情感沟通相联系的，二者成正比关系。情感交流不仅可以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还可以缓解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给夫妻双方带来的压力，是保持婚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反，夫妻之间交流减少，就会成为夫妻离异的隐患和原因。农村打工夫妻因长期分隔两地，空间距离的扩大，阻碍了夫妻情感的交流和沟通，甚至增加了双方的相互猜疑，感情危机随之产生。
因此，关注打工者离婚现象，应从关心打工者夫妻的情感交流开始。尤其是用人单位，除了要关心打工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外，更要为弥补打工者的家庭亲情缺失做点实事。首要的是应确保打工者的合法收入，让他们能够如期拿到自己的劳动报酬，从而能体面从容地回家与自己的配偶团聚；其次，对待农村打工者要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尽量为打工者创造与家人沟通、交流、团聚的机会和条件。比如有些用工单位为打工者兴建临时“夫妻房”、“钟点房”等，就值得借鉴和推广。此外，从长远来看，国家应统一立法或由各地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依法保证民工的休假待遇，从而为农村打工者夫妻增进情感交流，创造有利条件。 （文中离婚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