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我喜欢用树和森林来打比方。你是中国人，你在中国的森林中，你能很清楚地看到个别树。我不是中国人，我在森林之外，我看见的是整个森林。看见了森林不同部分的形状，也许比森林中的人看得更清楚。
肖特：我没有采访很多人。人的记忆有欺骗性。如果仅仅依赖访谈，就会得到一些不真实的事情，而当事人却相信他们的记忆是正确的。人们可以记得今天的，或者几个月前的事情，可我需要他们讲述几十年以前的事。时隔太久，他们自己的记忆难免有不准确的东西。
肖特：是的。所以，我也有不少采访，比如我采访了李锐，他提供了毛泽东在庐山的很吸引人的资料。他是历史见证者，1927年，李锐还是个孩子，这个小男孩听到了军号的声音，他和其他的孩子从街上跑去观看，结果是不少革命者要被处决……书中有不少类似轶闻细节的描述，但主要的事实还是来自文献。
问：历史传记创作中，最难的是如何将无数的历史碎片粘合成真实而丰满的人物形象。您有怎样的法子，让冰冷的历史文献丰满而有温度？
肖特：我几乎沿着毛泽东的足迹，走遍了韶山、瑞金、富田、遵义、保安、延安等地，搜集的资料足以装满上10个大箱子。6年漫长而深入的旅程，给了我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实地行走，能使描述很生动，让读者也身临其境，感觉和理解你描写的人物。
问：回想一路行走的历程，让您感受深刻的是什么？
肖特：整个旅程中，很少有痛苦的事情，但的确很累。10到15年前，我和我的妻子开始走的时候，条件很艰苦。记得在贵州的一个小村庄，那是12月，很冷很古旧。我们住进了一个很小的旅店，空气很潮湿，所有的东西都是潮润的，便在卧室中间放一盆炭火取暖……比如到富田事件发生地，当地的党委书记说我们是自1934年以来，第一个到访的外国人。现在，世界银行项目在富田开展，那个很小很迷人的小村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问：毛泽东在武汉留下许多故事，比如横渡长江，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故事是最动人的？
肖特：毛泽东很喜欢武汉。1961年他与蒙哥马利将军以及马歇尔在武汉留下了很多精美的照片，如蒙将军站在船头看着毛泽东在水中游泳，毛泽东的水性非常非常好。
问：《毛泽东传》的写作对您个人来说有什么改变？
肖特：写这本书，完全投入，我觉得毛泽东让我越来越着迷，做梦都会想到他。他帮助我在作家道路上成长。
夫妻喜欢彼此文化
问：您说您有“中国情结”。是什么令您对中国如此着迷？
肖特：我的家庭与中国有渊源。我外公在19世纪末到了香港。我读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中国的瓷器令人着迷。上了剑桥大学，21岁的我就想到中国教英语，正逢“文革”，停止引进英文老师；1977年，我受命到北京任BBC驻中国记者站站长；当时文革刚结束，生活很严谨，文化生活也很有限；后来到邓小平时期，开放的速度就快多了，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渐渐爱上了中国。
问：听说您是中国女婿，可以谈谈您的妻子和家人？
肖特：我的妻子生于北京，她父亲是无锡人，母亲是天津人。我们的婚姻有20年了，我们有个儿子，中国国籍，现在在法国上学。
问：毕竟成长于东西两种不同文化，有分歧吗？
肖特：不同的文化可以给家庭带来一些新的东西。重要的是，要理解对方的文化。也许是我们都很幸运，妻子很喜欢欧洲，我很喜欢中国，彼此都喜欢彼此的文化。
人需要在不同的国家感到自如。我是英国人，但我选择住在法国。一辈子住在英国的人比起我这样去过很多国家的人会有狭窄的世界观。我尽量让自己在东西方都感到自如是很棒的，这对人生有附加的价值。
问：如今再次来到中国，有何感受？
肖特：与上世纪70年代完全不同了，北京上海都成了现代化的大都市。1970年，北京正在修建第一条林阴大道，现在有5环。月月都在变，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也会迷路。如这次到山东威海，我发现小的城镇甚至比北京变化更大；武汉变化也很大，此行我去了辛亥革命博物馆红楼，武汉对历史遗迹保护得很好，令人高兴。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些问题，比如青少年哈韩哈日哈西方，缺少独具个性的审美与思考；比如城市建设缺少个性化，一些建筑盲目模仿跟风，风格雷同，而恰恰很独特很珍贵的东西又被毁掉了，很可惜……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国家，保持自己个性的东西，这对世界也很重要。
问：你的意见很中肯。最后请为我们的读者留个言。
肖特：BeYourself（14日，肖特又将留言传真给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