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当代艺术界的权威人士,他对文化的商业化倾向深表忧虑。著名艺术批评家、策展人栗宪庭在汉接受专访--
被诸多艺术学院的老师叹为“平时见一面都难”的当代著名艺术批评家、策展人栗宪庭，在时隔14年后再次来到武汉，11日至13日,他应武汉艺术界的朋友和高校邀请，在湖北美术学院、武汉科技学院为高校师生作了“中国百年艺术思潮”系列报告。
栗先生的到来和演讲,在本地的艺术圈内激起了热烈反响,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由于他的盛名。多年前,他力排众议,在《美术》杂志上推出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该画现在已经称得上是“当代经典”;近年来,他将国内的一些艺术家推向国际艺术界,获得成功，比如，现在国外一些著名的博物馆以没有收藏到中国当代艺术家蔡国强的作品为耻。二是他经历并推动了当代中国艺术的发展,是对当代艺术最有发言权的人物之一。
“他绝对是可以写进历史的人物。”严支胜这样说,他是华师油画系的一名学生,这几天他赶场听了栗先生的演讲。湖北美术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周益民教授认为,学术研究需要各种观点来碰撞,能请栗先生来武汉演讲,“对青年艺术家来说是次交流学习的好机会,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找到自己的艺术空间。”
“中国前卫艺术的教父”、“中国当代艺术重要推手”……关注的不是戴在栗先生头上的这些“光环”,也不是他演讲中的艺术理论,我们关注的是:作为一位多年来对当代艺术动态密切关注和研究的专家,他如何打量和评价当前的文化发展趋向？记者就此专访了栗宪庭。
“超女”只不过是一场赌博
记者：在去年10月份的宋庄艺术节上,由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等人创作的雕塑作品“超女纪念碑”露面后,在网上引起争议,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当代艺术就是大众文化吗?
栗宪庭：当时我看了一下这作品,没太在意,后来知道网络上炒得厉害。它挺“波普”、挺反讽的,把革命的符号与商业的符号捏到一起,以前的英雄变成了现在的超女。
在我看来,当代艺术与大众文化关系不大。而且相对于“大众文化”,我倾向于“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的提法。商业文化是商人利用新技术(比如媒体)获得赚钱的手段,没什么难度。而一个国家的艺术,应该有系统的价值标准,比较难做。
现在所谓的“大众文化”,是让人喝水,消费文化只能带来浅层次的快乐、虚幻的快乐。20多年前,能吃到鸡还是很难得的事情,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西装鸡”,鸡多了,就不珍贵了。新的技术手段把鸡在很短的时间内养成,这就像大众文化。西方有很多对大众文化的自我批评,有一点大家认同:现在是媒体社会,人的成长、口味的培养都是受媒体影响的,媒体的背后是商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是大众的。对于电视媒体,国外也有一批人反对电视娱乐,而国内很少有人反对,现在娱乐就是一切,制造廉价的快乐,忘记身边的问题。
记者：您看过电视上的超女节目吗?
栗宪庭：看过。参加超女的孩子靠自身的努力证明自己,无可厚非,我看好张靓颖。问题在于参加超女节目就是在赌博,商业谋划造成赌博的心理,让不少孩子想借此一夜成名。家长和孩子所付出的,是艺术之外的东西,有太多的痛苦在里面。上世纪50年代的榜样是科学家、70年代的是英雄,如雷锋,现在成了超女。如果榜样的力量单一，那是很糟糕的。医生、泥瓦匠也应成为榜样。
记者：现在有些学者在批评当代中国的文化、艺术越来越娱乐化,而且这两年来流行“恶搞”文化,您如何评价这种现象？它和杜尚给蒙娜丽莎加上胡子有什么不同？
栗宪庭：“恶搞”这个话题很难说。“恶搞”是挺民主化的东西,但放在什么情况下讨论是很重要的。杜尚拿小便池作艺术品，给蒙娜丽莎加上胡子，解放了古典主义对艺术的束缚力，具有革命性。解放了,才能进入到艺术创造状态。我上网只是个旁观者，新浪网站打电话来让我建个博客，我没有勇气，我在网上还没看到对当代艺术的正面评价，大多是骂。
当代艺术在很多人眼里仅仅是钱
记者:从圆明园画家群到宋庄画家群,你好像一直关注着非主流的画家,一旦有人成名后,你的态度就是“成名的画家不在我的关注之内”,为什么?
栗宪庭:这句话是围绕方力钧而起的吧,方力钧是我一手推起来的画家,现在好多人在追问我的这句话。艺术对于我是新鲜感的一瞬间,艺术家成名以后,就是在重复自己。我到西方博物馆一看,到这里能看到一个杜尚的小便池,到那里也能看到一个。杜尚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我自己的一些文章也是应酬之作。
罗中立的《父亲》原来就是非主流的,老编辑们反对刊登。登出来后,骂的人很多,说那么大的一幅画只画一个小人物什么的。在当时,这幅画就是要把我们内心的苦难画出来,把贫穷落后说出来。所以它的状态是鲜活的。什么是好的艺术?好的艺术都是关心现实的,都能够把最想表达的困惑表达出来。
记者:一般而言,人们只关注到成名的艺术家,媒体更多只关注一幅画卖到多高的价,那么现在宋庄或者你所接触到的众多艺术家中,大多是不成功的吗?
栗宪庭:是的,大多数不成功,甚至是在非常贫困的状态下生存。现在的艺术家呈金字塔形,处于塔尖的是很少的人,像北京789艺术工厂那样成功的艺术家不多。
在不少人眼里,当代艺术仅仅就是钱。前不久我看到一本杂志写方力钧,说他从一个穷光蛋变成了一个千万富翁,这样一来,所关注的就不是艺术了。现在好多艺术家成名后不敢回家乡,当地媒体的采访大都注重于艺术的商业价值。本来,价值标准和价格标准是有关系的,但现在好像关系不大了,只有价格标准在起作用,让人们以为价格卖得高的就是好的艺术。
记者：和85新潮那个时期相比,您认为现在的艺术环境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栗宪庭:艺术市场的商品化。比起那个年代,很多东西都商品化了。这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创作者的环境可以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也让一些人瞄准了钱,甚至是自己复制自己的作品,也就没有什么创新可说。艺术是很个性的东西,现在一些艺术品牌像流水线一样生产,一些艺术家本身也很苦恼,但在画廊的压力下不想画也得画。
艺术教育体制需要改进
记者：著名画家陈丹青因不满高校艺术专业也被体制化,在2005年辞去清华大学教授职务,您怎么看这件事?
栗宪庭：我和陈丹青是很好的朋友,其实他并未辞职,人还在清华讲学。他的所谓“辞职事件”只是借以表达对教育制度的不满,一些好苗子,由于外语过不了国家分数线而失去深造机会,他很恼火。其实,这不光是艺术招生存在一些问题,整个现有的招考、培养机制都需要改进,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扩招后师资力量不够。
记者：有些高中生文化成绩不是很好,靠突击的方式参加美术联考,走一条上大学的捷径。现在就是这条捷径也是越来越挤,学生和家长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对这个现象在制度上您有何建议?
栗宪庭:这个问题确实很突出。来武汉之前,我到山东参观时,得知山东的美术联考人数最多,他们省里的一位领导告诉我,现在为了提高升学率,那些成绩不是很好的学生都被学校要求去学艺术、学体育。另一方面,现在对私立大学的限制较多,比如北京大学资源美术学院办学,就有不少困难。
我担心的是现在这么多学艺术的,毕了业怎么办?毕竟整个社会对艺术家需要的较少。现在课程设置还需要改进,比如工业设计、首饰设计很需要人才,而师资还跟不上需求。对学校来说,艺术观念上要宽松一点,容纳不同的流派,而现在还比较单调,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流派也不多。
希望地方政府关注艺术公益事业
记者：您关注过湖北的艺术家吗?
栗宪庭：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来过几次武汉。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湖北的艺术家关注很少,也没机会看到湖北年轻艺术家的作品。现在只看了几个人的画,不好说。在国内,我到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去得多一些。
晨报:现在您较为关注哪些艺术家和新的艺术现象?
栗宪庭:这两年来,我对艺术家关注得不多,主要在做一些艺术家园筹建的工作。本想退休后写点东西,可看到不少贫困的艺术家越来越多地聚集起来,就想尽量为他们做点事情。只要有机会,我就劝地方政府多关注一下公益事业,多建一些画廊区、工作室等。
见习记者 陈志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蒋安丽、尹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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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栗宪庭
当代著名艺术批评家、活动家、策划人。1949年生于河北邯郸,197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此后曾担任过《美术》杂志、《中国美术报》、《艺术潮流》等多种美术刊物的编辑。在此期间,大力倡导前卫艺术。曾参与策划过《现代艺术大展》(北京),《后89中国新艺术展》(香港),《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部分(意大利),《中国!》当代艺术展(波恩等地),《跨世纪彩虹--艳俗艺术》(天津)等重要当代艺术展。著作有《重要的不是艺术》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