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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拎余杰的耳朵 ——致余杰的公开信
古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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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不大的书柜里，有一本书始终占据着最优越的位置，显然它格外地受到了主人的青睐。对世纪之交的中国读书界稍有经验的人，从下面任何一个信号里都能准确地猜到它的名字和作者。 一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 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李敖。 北大的“第二个王小波”。 一本曾在首都九所名牌大学中悄悄流传的手抄本。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的第一匹黑马。 对出版界略有记忆的人，甚至还会从主编贺雄飞、一九九八年的经济日报出版社、“献给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的书”，以及鲁迅的隔代弟子、钱理群的高足、孔庆东和海子的师弟、摩罗的战友……这样的实词中联想到它的名字和作者。 推而广之，一个对当代汉语不失敏感的读者，如果不失阅读感恩之情，一定还会从下面这样的长短句里油然而生发对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的怀念。 “有歌唱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 “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允许人们冷嘲的专制我原意为它鼓掌。” 或者— 形容一件事的荒唐，“这不是安徒生的童话，而是一篇卡夫卡的小说。” 在九十年代中期，用“六月四日的随想——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年”这样的题目在北京城写文章。 …… 对我来说，读这本书有比读《狂人日记》更丰富的快感。 老实说，第一次读到它，我就有想向它下跪的冲动。 不妨说，它挽救了一代人的面子。 同时，它也纠正了我不买当代中国人写的书的臭毛病。 这就是二十五岁的余杰插入时代的第一声呐喊：《火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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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那个不大的书柜里的这本书的旁边，依次排开的是它的亲兄弟和表姐妹。它们是：《铁屋中的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年出品；《文明的创痛》，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品；《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出品；《尴尬时代》，岳麓书社，1999年出品；《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出品；《老鼠爱大米》，大象出版社，2001年出品；《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2001年出品；《压伤的芦苇》，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品；《香草山》，长江文出版社，2002年出品，还有《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品。它们基本上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绝对正版。 大若一年半了，我在书店里徘徊，始终恨不下心来购买它们年轻的表亲，余杰的新作《铁与犁》，甚至摸它一下，看它一眼。这正如一个离了婚的人，始终不愿在大街上给不期而遇的翻了脸的旧情人一个笑面一样。 我记得在长江之水威胁着半个中国的那个夏天，我两耳不问窗外事，心肠麻木地躲在一家书店里，站着先后花了十个小时，将《火与冰》一字不漏地读完，然后省衣节食，一分钱折扣不打地买下它，书号是：ISBN7-80127-424-5。 我先后给这本《火与冰》穿过三次书衣：塑料薄膜、挂历和牛皮纸。我的读书之前要洗手、读书之时不准喝茶、阅读批语只能写在便笺上以及藏书冬天要防潮夏天要防曝的习惯，因它而明确落实下来。这本我翻过无数次的装璜和排版都很一般的书，现在从我的书柜里抽出来还是崭新的。 好长一段时间，这本书成了我待人处事的发条，让我对汉语写作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充分相信。哪怕一度类似如将余杰、摩罗和另外的某个人形容为“文坛三跳蚤”和“什么东西，也配谈耻辱”的批评文字招摇过市时，我对这位小我一岁的中国“布罗斯基”依然情有独钟，心生挂念。每年买到他的新书，我就如了一个愿：兄弟还活在人世，还在写，还能写。 直到有一天，我依然不打折扣地买回《香草山》，我在午后的阳光下一落千丈地将它读完，充满了同情，夹杂着痛苦，晃如遭遇一个老太婆的良苦用心的追打。《香草山》终结了我的“余杰文集”。 余杰啊，我的好兄弟，我的眼泪一直忍着，打第一次和《火与冰》沟水相逢，我就忍着。是你的文字让我坚强，让我单身到三十多岁还不觉人生的寂寞。现在，我终究泪如喷泉，洒在香草山上。 几年不遇，恍若隔世，孤独之情像秋后的蚊子朝我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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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红色的《火与冰》不同，在白色的《香草山》底封上打印着这样的简介：“余杰向我们讲述的，不仅是一个纯美的爱情故事，也不仅是一段纯粹的精神体验，而且是我们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的朝圣之旅。” 我不知道这句文理不通，思想玄虚得暧昧，而且明显打上平庸的出版商的品吻的话，在多大比例上再现了余杰的文旨。 我记得余杰在他的《火与冰》里写过这样的话：我之所以不写诗，是因为当代汉语被污染了，已经不适合于写诗。根据我的浅薄的读书经验，爱情下的情书应该是比任何抒情类的诗歌（更不用说别种意义上的诗歌）更要求语言的洁净。 才多大一忽儿，这位老弟就前言不顾后语，前诺不计后行了。 以余杰的才情，如果用这种“被污染”的汉语来写诗歌，我一厢情愿的想，是肯定要比这部厚厚的“两地书”可看得多。他是不是有意在回避写诗这种“奥斯维辛之后是残忍”的文体呢，或者名作家的畅销小说有更强大的出版市场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现实诱惑呢？ 我这后一个猜测加在余杰的身上的逻辑基础是：根据我前头罗列的余著出版的明细表可知，在今天，余杰出版任何作品都不存在市场上的障碍。那么创造或出版一部什么样的书，余杰有相对充分的自由。 再看看《香草山》底封上打印的另一行字：“余杰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蜕变：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 我记得在一家报纸上看到，这上头的话来源于余杰的亲口。余杰还说了这样的类似的话：我不再写恨的文章，写爱同样可以表达一种恨。 承接余杰的话，我要说：写恨其实也是在表达一种爱，而且是一种深度的爱，一种更有批判力度和建设资源的爱。 并且，余杰之为余杰就存在于他的那一种“恨”的文字，那一种“恶毒”的冷嘲；余杰之所以成为名人余杰，余杰之所以为我们爱，之所以为我们不打招呼不事宣传就买他的帐的就是他最初的那种思想风格和文字个性。 从这里我好像看到一种微妙的买卖之间的不诚信来，恰如，我要买的是一个汽油发动机，你却给我一个柴油发动机，并且说明“柴油机更环保”。但是在阅读合同上我明明想买的是速度，我和余杰之间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读写心情合同。 我看余杰看的是他那无情的批判的风格，这是他的产品的特质。可他却突然寄来一份温和的宗教圣谕般的闺房喃喃之语，这不是单方撕毁合同吗？且不说他的小说生产技术之落后，产品的水分，和语言的浮夸风，同我们对余杰的既在的也是他一直标榜和阴喻的思想产品质量水准的期待殊悬太大。 这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愿不愿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写作立场问题。说重点是一个思想名流的职业作风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说，自喻执当代青年政论之牛耳的余杰写出《香草山》，要比贾平娃写出《废都》，有更严重的职业道德的嫌疑，甚至有质的区别。在这里，我真不想重提最初的余杰用最初的匕首解剖贾平娃的血迹。 根据《香草山》的创作背景可知，他此前和那个杭州美女完成了一次爱的洗礼。余杰在温柔乡里，洗脑洗的真是彻底，从一个专制主义的掘墓人一下子脱胎成一个阳光下的小木匠。 我不知余杰那时是否常常想起一辈子不出台湾岛的李敖，一个在无数美女的温柔的怀抱里终未能被融化的思想角斗士。余杰当初一厢情愿地说：李敖最爱的女人是胡茵梦；余杰当初心直口快地说：相对于李敖的大男子主义，我是一个女性崇拜者。也许在那时，他就给今天的思想招安，或写作上的降格埋下了伏笔。 也许在那时，他就为今天的“余杰意义上的堕落”安排了一个借口。也许在他的床头，那个杭州美女朝余杰的耳朵吹来了堕落之风。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特殊时代里，一个最初意义上的余杰要想不变节地不相欺地茁壮成长，可以没有大男子主义的生活作风，但是绝对不能没有大男子主义的斗争傲骨。 我忍不住要说：《香草山》让余杰的堕落无可回避地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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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不想让我的“刺青时代”如黄粱一梦一去不回头，我也不想热血或者蓝血青年余杰穿过我的黑发而无踪影。既然时代的余杰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两口或三口之家的家长的余杰，我就要用比他当初严格要求余秋雨要严格得多的标准要求他。 我要拎住他的耳朵，进一步斫削他身上一层层新老堕落的灰尘，我要掏出深藏在他耳朵中的堕落的泥垢。 余杰在早期的文章里讽刺过北大的女生走向三角地上的财气横秋的老板的轿车；余杰在早期的文章里反讽过他上铺的兄弟一心奔小康而对他坚持写作的不屑；余杰在早期的文章里批评过北大的计算机和生物学挂帅的发达资本主义的堕落；余杰在早期的文章里点明了清华北大人的盲目出国的可卑。 可是余杰后来怎么就如是地服贴美丽的女人的美丽的爱情呢（余杰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作家，那个杭州美女还会千里追情吗）；可是余杰后来怎么就对工作、稿费和老婆的收入津津乐道的诚实呢；可是余杰后来怎么就在第一批稿费到手后就买了一台宏基笔记本电脑呢；可是余杰后来怎么就在外国创作资金的资助下周游列国，最近还坐在香港安逸地写冷若冰霜的历史著作呢？ 在那个很少见到余杰的名字的季节里，我突然见到他的名字是这样出现的：阿来的《尘埃落尽》获得美国美浮文学奖，阿来说：“相对于这个证书，我更看重那二十万美元的奖金。”余杰连忙为“阿来的坦诚”叫好。 在那个很少见到余杰的文章的季节里，我突然撞上余杰为中学生韩寒和胡坚的小说用长文在名刊上打气。 在那个很少见到余杰骂人的季节里，我突然听到余杰骂一个多年默默无闻地进行俗文学创作的老村的小说是垃圾，并且拒绝替他的小说作序，甚至同桌吃饭。 在那个很少听到余杰的消息的读书报上，我听说到这样一个消息：在写完《余秋雨，你如何不忏悔？》后的余杰，在他的四川老乡魏明伦的撮合下，和余秋雨先生见了一面，言归与好。 我愈是想像着余杰和余秋雨见面的可能情节，我愈是觉到余杰的暧昧。我甚至觉得余杰的堕落是开始于和余秋雨见面时的那一次生动的语重心长：不要再年少气盛，不要再一味地仇恨和揭露，要学会爱啊，人生苦短，要学会发光，你还年轻来日方长，现实很复杂，做个自由的作家不容易啊，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啊…… 是的，今日文坛，谁不识时务，谁就要被开除；谁没有三朋六友，谁就没有战斗的阵地；谁不妥协，谁就没有出路，遑论出国，遑论嘉宾客座？ 少年中国终于敌不过老大中国。 我也听到过余杰在伊拉克问题上和乃师钱理群教授有过一次电话争论。不论余杰的观点如何，他在写那么多应景入流的文章期间，为何就不能写两篇类似如《解放伊拉克》的少年余杰式的战争的檄文呢？我们要的是那种坚持立场的百家争鸣的思想作风和从个人良知里发掘出来的见解。 市场、私情、潮流、以依形势，应该不成为影响余杰这样的自由思想家，这样的服尔泰选择命题的因素。 余杰啊，那么多的国内大事和世界大事从你我身边轰轰而生匆匆而过，你就如何不能再呐喊一次，利用你的思想宣传优势说出沉默的大多数的心声？而只顾忙碌于在一些盖棺定论的事情上作翻案文章或翻新引证呢？完了还要自宫血脉和他们一堂和气？——从余秋雨事件到钓鱼岛事件，你是一个课题比一个课题选的还显糟糕！ 你如何就这样识时务而合时宜了呢？ 也许钱理群老师在《铁屋中的呐喊》出版时劝你要沉住气稳扎性情不要随新闻界的喧扰而乱了手脚，是另有其衷；现在看来，莫不是一语成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知子莫若父，何不是抽屉时代的你就已经长了有一条软骨？ 那时你可能想到李敖的《老年人与棒子》而蔑视老人言，但你终于告别了李敖，你的反专制求自由的工程刚开了头就熬了尾，相对如李大侠，你的呐喊在偌大的大陆，还只是蜓晴点水。 而小说是艺术下的思想，你的生活下的爱和爱之上的歌曲，终不能如王小波的小说恣意汪洋，痛快淋漓，明白晓世。哪怕在发光发热和明白是非上，你的狂征博引此时都成了一种空洞和无力。 每一个思想家都有他相对固定的武器，放弃你的武器，就是放弃你的思想立场和独立精神。 以我的和北大擦肩而过的智商，几乎不存在让你明辨是非的能力，我唯有来自一个炙诚的读者的热情。我代表我自已，或许也代表了沉默的一部分，希望你走到我们的前头，并走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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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毫无操作汉字经验的人，不知道接受汉字和使用汉字的一系列技术。我对文学，包括小说和批评，包括爱和恨，包括正义和媚俗，更多的是从自己的神经末稍上罗织感受的浓度和逻辑的力量。连鲁迅先生的文字，我也只是将它放在我乡下爷爷的语气中去理解，你，或者说你文章中的你，我一直将他看作一种理想化人格的某种我的可能。 恕我揣度，如果你真地有某种不得以的妥协，如果你真地被那句爱情歌曲“要为自己保留几分”和平演变了。 如果你对新概念作文借种而生的“八十年代后”的表态，不是出于立场的统战，而是青春更年期的回光反照，而是词与物与思想资源的自我临界缺乏。 我就忍不住要从背后朝你泼一瓢冰水，你是否在你的历史是一门热的学问的路线上热糊了神经。 我就忍不住要用堕落的黑汁涂满你的洁白的稿纸，让你再无从落笔，让你这俊马的足迹在林乱之期及时拉直。 我就忍不住要抽你的血，你的血已经被外族异化污染的比例太重，你要重新换上那种从你的骨髓里长出来的原初的品质。我甚至忍不住要赶个时尚骂你一句：哥们，你是不是精子已经射完，怎么嗓音那么像纵欲过度的歌星张镐哲。或者是，周游列国的大好风光让你乐不思蜀，令你丧失了朝前党后党遗老遗少射精的能力？！ 哪怕孔庆东大哥站在看客里，从群中朝我插来一刀，剜出我腥红的心，我也无悔。只要能让你站得更高更稳，就算被剁成搭台的肉砖，我也无怨无悔。 在通往民主的大道上，没有精神权威是我难以接受的现状，正如在建设专制机构的工程中，没有神化的天子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权威的种子，一种领袖思想的基因，应该洁白无瑕，应该轮角分明，应该是脱水的密度浓硬的精品，应该是出生入死不给流言以缝隙不给误解以源头不给劣种以渗透的耀眼的流星。 如今，在这价值秩序紊乱、多元文化劣变、新老恶兽横行的后殖民主义时代，你的哪怕是偶尔不小心的堕落或者近似的堕落，引起的思想灾难，都会像当初你的一句不经意的点石成金的响箭，完成的革命胜利。 至少在你的如核裂变一样扩展的新青年读者群和越过关山的同路人中，你是名人，是一种品质，是一种思想甚至做人的风格。你不再是一个平庸的在中国最好的校园里拿到毕业证书后就到地球上某个人群里过相对安逸的小家庭的工程师、研究员、小说家和房产经纪人。 类似如你在你的“恶毒”的文字里对这个民族的人民和文化充满了拯救与拨乱反正的爱情，淹没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也有无穷的流淌着你一样的蓝色的鲜血的汉人深深地爱惜着你。 重申一遍，你是名人，你是带着独特的内涵而成名的名人，在你的成名并且依然有名的时光流域里，你是不是有义负有责任要依然葆住你的最初的那个独特的内涵。 在这个名气（对你来说几乎完全是一种名誉）已经成为一种生存资本的时代，你既然客观上是活在无数像我这样不会用笔来表达真理，甚至没有机会叙述痛苦的人的心爱和观望之中，你是不是应该一以贯之地让我们爱得明白。 你是不是应该在你的成名生存线路上继续留住你的名字的光芒和文章的格调。正如我们不愿看到一个因唱歌出名的人，在唱不出好歌儿的时候突然开起了餐馆，并且这餐馆完全是靠着“名人”的名来生存。而且这里要着重声明是，你是思想名人，是民主斗士，你是不是要有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名人以上的风格。 就算从现实出发，替你着想一下，思想家也要吹饭，也有物质需要，也有家庭妻子儿女，也有享受各种当代文明的权力。但是，但是你是一个在苦尽甘来后（这个你有自知之明）受到过时代（至少是你的读者）超乎同行的恩惠和礼遇的人，你是这个尴尬时代的一个并不尴尬的幸运儿，在这个不期而遇的大幸运下，你是不是有必要履行一下你当初成名的文字中的思想许诺。 你好歹也要平衡一下像我这样的因灵魂钦服你而用客观实际行动养活了你的读者心中的道德秩序吧。 要不堕落很容易，要平衡道德秩序也不难，要使余杰依然是余杰还是大有天空的。 你可以不与水合作。 你可以不向狗妥协。 你可以用沉默来表达你不便表达的反抗。 你可以用止笔来完成无话可说的一时思想枯竭的坦荡。 你甚至可以继续做你的冰冷的学问，给我们一个诚实的透明和朴实的天真。 在不能进一步扩大你的呐喊的力度和广度时，你至少不该作出堕落的冲动，撂来噪音，淹没我们对那个洪水的季节的良好的回忆。 兄弟，没有你，这前头的路，叫我怎么走？！ 兄弟，没有你，这喧嚣的时代，多么死寂！ 古河2005-2-22-17:54于武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