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
2007年，“文化”被隔离，文化迅速边缘化，文化群体与大众之间存在巨大“无关”状态。2007年，在风平浪静之下，有诸多的文化“溃疡”让人焦虑。
对于阅读而言，2007年似乎是风平浪静的，以至于让人感到难以梳理。2006年的年终盘点，我们试图谈论“当前中国文化领域的核心问题”。在盘点中，我们表达
了对人文环境恶化的焦虑，同时对知识分子的不作为略感愤懑――一个这样的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是否要随着大众的消费主义狂潮任意漂浮，随波沉沦？从今年的表现看来，这个问题依然值得谈论下去。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正在生存着的人类群体的文化“自我意识”在今天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人类的思想、品质、生命感知等等，我们还要丧失多少？
2006年，我们试图追问，知识分子为何在公共领域没有承担？2007年，我们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知识分子是否还具有对公共领域思想舆论承担的能力，他们的“承担”还是否有效？这样的发问，对于2007年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领域来说，一点都不算突兀。
在今天，如果形象地描述我们所处的世界，那将是许多被隔离起来各自为阵的墙体或方圆地盘，我们一般称其为行业、阶层或领域等等；如果还认定有一个真正的“中国文化领域”存在的话，我们很难看到这个人文精神领域的大作为，相反，我们看到了更多凸显出来的、相对于这个“文化领域”而言的他者世界。这个他者世界，我行我素地存在于“文化”之外，使所谓“精英文化”成为一项确凿的少数人的残喘、叫嚣和自娱自乐。
在平心静气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事实上，我不得不承认，在搜罗回顾2007年表面风平浪静的“人文中国”若干文化事件并加以揣摩品味时，我对诸多的文化“溃疡”感到相当焦虑。
出版产业：不仅是资本市场，更是文化产业
2006年，易中天和于丹拿到了比余华还高的版税，这些实在的金钱数据，开始令学界动心，而形同拙劣恶搞的作家富豪排行榜，再次以市场的名义赤裸裸地考验作家和学问家们。
而这一年，一个叫余地的作家诗人，已因不堪生活的贫苦重负而自杀身亡。是的，在今天，如果文化已经只是产业的化，市场（金钱）当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同时，这些与生存密切相关的金钱利益，正是精英们也难以自拔，终于肯纷纷将自己降为“凡胎”的最大理由。
无论作家富豪榜对文化“意义”如何，这在事实上实在是出版业内不得不关心的事情，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明年该拉哪些作家、哪些类型的稿子――他们也实在是难啊。
在青春文学中，郭敬明与韩寒的成功（就靠文字赚钱这个行当而言）明确地告诉我们，青少年是我国目前阅读需求最大、兴趣最集中的读者，而他们对他们的阅读，当然不是出于升学或者谋业的目的。而学术明星于丹和易中天，从调查来看，目前，大学低年级学生、有高中文化的农民工、爱看电视并有着一颗求知心的小市民，以及其他行业的非文盲，是“通俗社科读物”的重要读者群。从根本上来说，这些都是自然发生的需求。
然而正因为上述事实，造成了2007年文化领域的进一步动荡，这一年，自取其辱的“十博士抵制于丹”闹剧，便是一个明证。
是什么让这些已经读到博士的人变得如此可笑？硬要抢过粉丝们手中的“精神食量”掼在地上？我们知道，各大新华书店不但常年售有《论语》、《庄子》、《三国志》及《史记》等名著的原版，更有历代学者的注解版。也就是说，出版方并没有失职，而读者就是不买，这一点，十博士何以就不明白呢？莫非是博士们的导师告诉他们，要“救”国学的“亡”而“图”博士或博导们的“存”？我们的知识分子们有没有垄断名著解释权的资格暂且不论，我们的青少年和成人大众，总有选择自己的娱乐方式和对象的自由吧。
面对市场，大众已经成为“精英文化”的“他者”，借助这个充分拥有阅读或娱乐选择自由的“他者”群体，我们可以反观“文化”作为“自我”的处境了。除了少许非郭非韩的作家因为影视改编等原因之外，名家贾平凹也终于爬上了畅销榜榜尾，也许他会感到羞辱，也许他已经过了这个心理关，2007年，《高兴》应该卖得不错。
农民作为“他者”：“底层写作”问题
在2007年，“农民问题”依然在政策上较为倾斜，与农民问题捆绑喧嚣的“底层写作”，也成为文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无论是已经过气的《秦腔》，还是正在热销的《高兴》，贾平凹都向我们表明，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关注农民问题。
事实上，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是“文化界”实实在在的“他者”，农村破产、农业荒芜、农民进城等等，是他们成为“他者”的重大原因之一。在今天，农民作为一个“苦难”加身的、被异化了的陌生群像，突兀在当代知识分子面前，他们的血泪史充斥着各种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各个部位，他们为自己的生存挣扎而不断地创意百出的花样，更作为文艺作品中最具“戏剧性”的元素取代了作家和艺术家的想象力（一个民工背尸还乡，被赵本山的《落叶归根》和贾平凹的《高兴》同时借用）。
问题在于，农民工与其他弱势群体求生存的本能悲怆所爆发出的“创意”，比如背尸还乡、爬上吊车讨薪等，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作家的虚构，而在《高兴》的创作谈中，贾平凹则强调了自己为创作所做的长期调查。《高兴》似乎要塑造一个另类的民工形象――既然现实如此残酷，抗争如此无力，那还不如活得有“创意”一些。贾平凹在《高兴》中力图把刘高兴作为农民工的典型，拉入“文化”的“我们”中来，让他热爱文艺，让他有一个诗人的慧眼和心境，让他拥有梦想小资生活的自觉性及胆量，然而这些却更强化了农民作为“文化”的“他者”的强烈感受。
当然，我并没有将贾平凹的《高兴》看成是向余华早期作品《活着》的致敬之作，而是，作家之以农民为表达对象，“底层写作”之对底层关照的冲动，在何种程度上能打通这个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与农民这样一个庞大的群落构成的他者之间的巨大鸿沟？文化这样一个事关生存整体的精神活动，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才能达到两情相悦的沟通和融入？中国的那些具有强烈的“底层写作”冲动的作家，在何种程度上能拥有狄更斯、契诃夫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切肤之痛和赤诚之心？
精英内讧：生存权与独立思考之可能
2007年，王朔归来，出了一本《我的千岁寒》，距2000年《看上去很美》之后才7年时间，王朔就感到了“千岁寒”，这不仅仅是王朔“参悟”的结果，恐怕更是许多知识分子精英的共同感受。这一年，王朔没怎么骂精英知识分子，倒是精英知识分子内部炸开了锅。
知识精英分子的内讧，不仅限于“十博士”抵制当红的学术超女于丹，也不仅限于新儒学的蒋庆们怒斥李零的《丧家狗》，而是，他们已经直指学术环境和教育体制。 2007年，是这些问题集中爆炸的一年。
几年前，陈丹青因不满现有招生体制而从清华辞职，也许陈丹青并不是最早揪出这一问题的人，而“学术腐败”正是从承担文化与育人重任的校园内爆发。2007年，陈丹青出了《退步集》和《退步集续编》，这两本书卖得不错，也正是读者从“坦诚”这一情感接受陈丹青的证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陈丹青说他出书是为了赚钱还债，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窘境，他坦然地讲出来了。
然而，爆发在清华校园内的“旷新年事件”却足以表明，对不少的知识分子来说生存确实已经成了问题，从旷新年的网文陈述来看，他确实是在为自己的肉体生存和学术生存而呼号。2007年，在中国不大的、基本算是圈起来的学术圈里，还陆续发生了“张鸣事件”、“邹恒甫事件”、“余杰王怡事件”、“余杰鄢烈山事件”、“易中天鄢烈山事件”、“郑家栋事件”等，这些借助媒体或网络的内讧，向世人揭示了文人圈内令人难以置信的种种品质、气度、水准、问题和恩怨情仇，对于诸多的存在于相对文化领域而言的“他者世界”里的大众而言，这些事件可谓是闻之令人跌脚，借助网络大字报，知识分子们再也不是原来遮遮掩掩的一派君子气象、内部争鸣。至此，我们已经难以发问，思想自由是什么？人格独立是什么？知识何为？学术、文化何为？这样的乌烟瘴气的精神世界是谁、是哪一只手营造起来的？
也许广大民众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一贯来说，他们是“他者”，他们自认为不必听到这些，也许，大家尚且都认为校园乃相对干净，北大清华还是名牌大学，而孩子考上了这些大学也是值得自豪的。至于他们，可以一本接一本地看看《明朝那些事儿》、《鬼吹灯》，或者看看“红楼梦中人”、“好男儿”，看看年度大片《色戒》，关心一下裸戏，但绝不参与“美化汉奸，亵渎烈士”之类的讨论，至于片子中的中国人，无论王佳芝或易先生为什么活得那么残酷，暂且还是不想也罢。
